进入90年代，每天都有外省文学青年进入北京，这些文学青年无一例外进京后都要设法谋一个职业以获得生存保证，如此便也为北京众多新兴媒体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
这些人都是抱着一颗炽热的对文学事业无比向往的心来到北京的，很多人在当地已经有一定的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希望到北京来拓展一个更大的事业发展空间。不过，我想他们抱着太多天真的幻想来京以后，不免都要遇到一个大的困惑，北京的发展空间甚至比他们本乡本土还要小。
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字，那的确是我初来北京时已经碰了一次壁，且在去年《北京晚报》举办的一个《我在北京打工》的征文中，又读到一篇外省文学青年的文章，这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这位文学青年的征文中写道：在家的时候，读了一篇介绍外省文人进京发展的文章，深受感动和启发，就告别家乡来闯北京，来到北京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北京的日子很难很难，现在连生存都维系不了，别说在事业上的发展了。
这篇文章引起我好几天的思考，我觉得外省的文学青年也都和我一样，没来北京之前总是把北京过于理想化，把北京想成是文化的圣殿，没有一点杂质，这当然不是北京的不对，而是自己过于天真。北京首先是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那么既然是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自然也就有着人的社会存在着的各种问题，即便文明程度上要高过于外省，但外省存在的问题，北京一样存在，或者外省没有的问题，而北京却有。比如有的外省文学青年到北京屈身于某个文化公司，试用了好几个月，待要转正时却无端被一个简单的借口辞退，有些不地道的文化公司就是这样，那老板知道，来北京的外省文学青年有的是，辞退一批，马上又去人才市场招来一批新人，如此便可以获得免费的劳动力，并且人在试用期又能保证超常的工作热情。而现在有些半官方社团机构主办的报刊也像这样，这些报刊多半实行承包制，为节省开支，便也打广告大量招收文学青年，也是到试用期满即将人给辞退。这种恶劣的做法，对于那些从小生活在外省小城又躲在象牙塔中的文学青年来说，简直是一场恶梦，北京的报刊怎么也可以这样？过去都是一直仰视它们的，如今却在此尝到了疼痛。
并不是比我后来北京的文学青年尝到了这种疼痛，比我先来北京的许多外省文学青年，一样诅咒在北京遇到的不公，一样感叹世事炎凉。原本这个世界上，哪儿也不是真空地带，北京有许许多多讲诚实的人，讲信誉的机构，但你无法排除有不讲诚实的人，也无法排除不讲信誉的机构，然初来乍到不识水性，当然也就容易受骗上当，甚至往往还喜欢去那不讲信誉的机构打工，原因是这样的机构总有比别处更多的口头承诺。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来不久便告诉我，他所在的那家杂志社承诺转正以后正式把他调入北京，这种事情我一听就水，那家杂志的主编本人就是招聘的，他都没有正式调入北京，怎么轮得上你调入北京呢？只有心性天真单纯的文学青年把这镜中花当作香喷喷的火腿馅饼。
如果说苦难是文学的催化剂，那么，我倒也跟着认为品尝一下这样的生活未尝不可，这便是可以切肤地体验社会的复杂和多样性，就不会再去写那些田园牧歌式的苍白文字，但这样的经历对于太理想化的文学青年来说，是否过于残酷了一点？可想而知，对于满脑袋瓜子都装着幻想的文学青年来说，这遭遇太难让人承受，也就有不少人产生幻灭感，为了生存而挣扎，也就把过去的理想逐渐抛弃，渐渐的蜕变成为生存、为获得金钱而努力的俗人了。而一旦在北京摸清了门道，的确在此有更多的赚钱机遇，那一个个循着通讯录去采访一些社会名流的人，那一群群守候在北影门前等待做群众演员机会的人，那夹着皮包四处奔走拉广告的人，那拿着介绍信去各处为各种企业家写有偿报告文学的人，那钻进图书馆剪剪贴贴为书商制作通俗读物的人——太多太多可容英雄用文的地方，然而却是没有一处是通向事业的大门，诗歌生疏了，小说搁置了，散文也不再握笔了，与自己闯北京的初衷离去十万八千里，这就是一个现实境况。
我在1995年结识了两位外省文学青年，说是结识却是未曾谋面，均只是通过电话和书信。一位来自山东的文学青年，名字叫做刘光辉，他的文字和修养都很不错，先在鲁院进修，后来记得他曾去《检察日报》主持版面，曾约过我的稿子。他每月只赚得到四百元，另外加一些稿费，收入还是维持得下来，但是他在山东还有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这便就不能说流浪的日子过得踏实。在世界妇女大会召开的时候，北京清理外来人口，他原本为节省开支租住在八大处的农村，那地方清查人口很厉害，晚上无法写作，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一个多月里都住在办公室——这境况的确令人尴尬，因为他在家里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高中老师。另一位来自于安徽，是一位师专的老师，据他在信中告诉我说，他以前去过深圳，后来到的北京，在一家电脑公司做过事，但是他不想做生意，只想搞文学。老板原来还想让他去学证券交易，由老板投资他去炒股来的，他坚持不学证券也不炒股，老板只好把他介绍到三味书屋，以为这份工作既能让他在北京生存下去，又有利于从事文学创作，但他却也不想卖书。他在给我的信中曾提到，希望跟我合作，然而我也是让他失望了，我以为文学创作这种东西合作总是搞不好的，这怎么合作呢？那时候我的确也只刚好保住自身，以后便也没有见到他的来信，而他连地址也没有，我便也无法去信，心里一直存着一个念头，以为在人家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帮助他——我们毕竟都是同路人哪。我想在他们登上南归的列车离开北京之际，心情一定很不好受的。
在我认识的北京外省人中，当然也有通过自身努力而有些发展的。那是一个打工妹，我住政法大学的时候认识她，她当时也是在一个文化公司打工，干了好多个月，据她说后来也是没有给她工资，她就到北京的一个机构去给人家做文字工作。后来又去了一家名声很大的杂志主持版面，然后又跳到一家电视台，一步步往前走，还抽空去电脑培训班学会打字，自费买了一台电脑写文章。待她赚到一笔钱后，立即报考了北京一所大学前往进修。这是我见到的一位经历非常曲折但是一直没有停止进步的文学青年，她在外地报刊还开了不少专栏。
北京对于文学青年来说，果真是有太多的诱惑，的确又十分艰难，但终究是因为北京的报刊事业的发展为这些源源从外省来的文学青年提供了生存空间，在我经常接到的电话中，不少是这样一些人来约稿的，自然我也就要给同路人一份支持。但是，十分有意思的是，不论如何的遭遇，这些人的一部分仍铁心在北京呆下去，他们不愿意一无所获地返回故乡，非常艰难地挣扎着，看不见前景，也不知道日后要奔向何方，但只觉得能在北京呆下去一天，就有一份希望，这境况也着实令人感动，似乎北京深藏着一把人生命运的钥匙，不定哪天就能抓住它。当然，每年腊月时节，也有一些外省朋友打电话来通报回家，并且说，不来了，跟北京再见了。那声调里，充满了失望与沧桑感，此去不回头，那竟是完全的绝望。也许是这样，离开北京的人，起码短时间内在文学创作上不会有什么起色，来过北京的人心里更清楚，在北京这地都没有弄出成就，回到天高地远的外省，那就会心灰意懒，再也难以振作起来的。
我们更喜欢这样的想象：报名参加一所作家学校，只要进去读书学习，就成了一个作家，然后拥有了地位、荣誉和源源的稿酬收入。这当然好，但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行得通，也许真的有了那么多被凌辱、被欺诈、被磨难而丰富了人生的阅历，有着世事沧桑的切肤体验和锐利的社会洞察力之后，终于成为一个大家，这事例文学史上并不鲜见，或者也只有这样，别无他途，惟我们自己把握自己的方向，最终不灭理想的火焰，不曾放弃心中那一份执著的追求。怎么说呢，还是坚信自己吧，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很喜欢《国际歌》这句歌词，我在1997年这样说，我在今后仍然这样说，跟所有的流浪文人紧紧地握手。
（摘自《漂泊北京》，古清生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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